作者简介：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创始成员之一，博士生导师。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师从林毅夫教授以及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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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2018年11月18日，在趋势私享会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教授以“如何实现中国的高质量增长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精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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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君邀您，阅读前先思考：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在不同发展阶段，最优的产业结构是什么?
中国从原来的经济高增长，向现在的高质量经济增长范式过渡，中美贸易战打得是非常激烈，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怎么能够比较顺畅地从原来的高速增长变成高质量增长?
我相信，对中国企业家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题目。
今天，我们从经济学几个争论开始聊起。
一、三个争论
1.第一个争论
第一个争论是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
争论缘起于2016年8月份，北大组织了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的研讨会，目的是系统反思我们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的产业政策实践情况、理论研究情况，并对未来做出展望。
当时，我们邀请了国内产业政策方面最顶尖的学者，也邀请了政府部门比较了解产业政策的相关人员，当然还邀请了一些知名投资者，希望从学术、政策和实践三个方面对产业政策做一个回顾。
会上，林老师发表观点：
回顾所有的经济体，特别是发展比较好的经济体，会发现它们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政府都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而非不作为。
比如，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它们曾经都经历过高速增长，中国大陆也在高速增长，这些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有什么特点，这些国家的产业如何布局，政府采取了哪些产业政策?
林老师说，所有增长快的经济体里面都有比较好的产业政策，政府能够因势利导。
过了一段时间，张维迎教授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发表了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观点。
所有产业政策都是计划经济，都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所有的计划经济都应该被废除。
8月份在复旦的研讨会在学术界影响巨大，顶尖学术大咖云集，他们就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很久。
英国国外的这些主流的杂志都开始报道中国的产业政策之争，这是一个争论，等一会我们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
2.第二个争论
第二个争论是林毅夫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的田国强教授，关于“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争论。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希望建立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有情的社区。
其中，“有为的政府”这一点争议特别大。因为我们观察到，在现实中存在着各种错误的政府干预。
这样一个背景下再提有为政府，是不是就和我们现在市场化改革背向而驰了?——很多人这样批判我们的“有为政府”。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不同层级的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面对不同的产业构成和产业状态，应该做什么样的政策调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3.第三个争论
第三个争论是林毅夫教授和杨小凯教授，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
杨教授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坐过10年牢，16岁时候写过一本书《中国向何处去》，被判为政治犯。
十年里面他向政治犯学习文化，出狱以后考取研究生，后来去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杨教授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很不幸于2004年因癌症去世了。
在他比较短的人生里面对经济学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他创立一个叫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学科，强调分工。
杨老师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和林老师私交非常好，但是观点不同。
他们的分歧在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后发优势是林老师的主张，指的是一个国家相对贫穷使技术落后，但是技术落后反而是有优势的。
发达的国家，像美国，已经处于世界技术最前沿，它在进行研发和创新时，不确定性非常大，可能做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成果，研究出来也不一定有市场。
这个过程非常花钱，而且时间非常漫长，所以一般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相对比较慢。
而发展中国家只要模仿就可以了，模仿的成本比研发成本小得多，容易得多，一个产品你把它拆开分析，很多时候就能够模仿。
作为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模仿获得更加快速、更加便宜的增长，这是后发优势，而且不只是在技术上，在人力成本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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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定义就意味着：发展成本低于发达国家。
一方面技术更加容易低成本获得，二是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所以它的产品也有竞争力。
这两点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成为一种优势。
它在技术成本方面，可以快速向发达国家学习，发展速度高于发达国家，从而差距越来越小。
所以，林老师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乐观。
杨小凯老师说不对，落后的国家也有后发劣势。
他强调：在承认有技术差距、劳动力成本差距的时候，发展中国家会麻痹大意，从而一直延迟制度改革。到了一定阶段你会发现，技术和人力成本的优势已经不再，再进行改制度就更难了。
他说这叫后发劣势。
他们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关系的讨论，都是希望国家最后实现经济上富裕，同时每个人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证，这一点没有什么差异。
其实，这些争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背景。
我们再把镜头拉得远一点，我们看看全世界。
大家经常听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意思是：当一个国家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时，它很容易发展停滞，再难变成发达国家。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在1000-1.2万美元之间，就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如果超过1.2万美元就是发达国家。
低于1000美元就是低收入国家。
1960年的时候世界上一共有101个经济体是中等经济收入体。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在101个经济体当中，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从中等收入变成了高收入，也就是说超过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依然是中等收入。
这样一个现象叫中等收入陷阱，一旦达到中等收入以后，很难再跳出去。
我们中国大陆去年的人均GDP是8640美元，已经属于中等收入，而且属于中等收入里面的高收入。
我们中国大陆会不会也像其他87%的经济体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显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现在希望向高质量经济增长模式切换，就是希望能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二、新结构经济学
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由林毅夫教授提出来的。
2008年-2012年，林老师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在此期间逐步形成的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理论。
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就是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
从一个经济体每一个时点给定，但随着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切入，来研究决定此经济体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和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影响。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林老师主要强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是不一样的。
经济结构有很多的维度，比如，生产要素的比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越是发达资本相对劳动越来越充裕，越来越便宜，这是要素禀赋。
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比重也是变化的。随着收入提高，农业占GDP比重下降大，制造业的比重先上升再下降，服务业是不断上升。
这三个部门并不是平衡增长，而是有结构调整。
不同的产业构成在不同发展阶段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研究：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最优的产业结构是什么。
金融结构也不同。所谓金融结构就是金融活动中各种不同的金融媒介：小银行，大银行，股市，风投，它的比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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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新结构经济学主要强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是不一样的。
最优的结构不能说看到发达国家现在有什么，就直接想要复制粘贴，会违反自己本身的发展阶段。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是：
首先，要认识自己处在什么发展阶段，自己的禀赋结构是什么。
然后，根据你的禀赋结构，找到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
再看现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的条件是哪些，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做什么，市场应该做什么。
我们讨论政府作用，包括产业政策的时候，是根据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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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的是，现有主流的经济学训练出来，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发达国家作为标准物，如果你和发达国家做得不一样，你就错了。
很多非洲国家在考虑经济发展的时候，觉得中国的经验特别具有借鉴意义，因为中国曾经很穷。
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不如非洲撒哈拉以南平均水平的1/3。
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是中等收入偏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经验，非洲的很多国家觉得特别有借鉴意义。
我们现在新结构经济学团队里不少同事都是讲法语的，非洲不少国家也讲法语，有很多政策咨询，他们已经不再听像INF这些国际机构的政策建议。
原因就是：现在主流的国际政策的建议，都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参照，首先看看发达国家有什么，对照你缺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发达国家有最先进的技术，有最先进的产业，有最好的法制，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基础设施，再看看你什么都不行，怎么办?缺什么补什么。
这样一个思路使得，大家觉得非常没有信心，而且很容易开始超英赶美，觉得发达国家有的东西，我应该马上和发达国家做得一模一样;发达国家的产业我们也必须建立起来，没有意识到这是违反经济学规律的。
你必须要根据自己的发展阶段，制定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回归了比较优势，我们中国人穷，穷就意味着劳动力比较便宜，劳动力比较便宜意味着我们的比较优势就应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
所以我们招商引资进来都是一些服装厂、简单的家电组装厂，主要是做劳动密集型。
我们改革开放放弃了原来的赶超战略，回归了比较优势。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是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
人均资本积累了以后，劳动力也越来越昂贵，劳动力工资上涨，资本相对越来越便宜，所以最优的产业结构也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渐变成资本密集型，再往后变成技术密集型。
主流经济学理论不看发展阶段，不看产业结构，无论你处于什么阶段，低收入，中等收入，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发达国家一模一样的事情。
就好像说你去医院里看病，医生还没有给你诊断，处方已经给你了，这被证明是无效的。
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很多时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我承认可能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我敢于实践，敢于摸索，中国没有照着主流理论去做反而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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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做得好的原因，没有办法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
这个时代是一个呼唤理论时代，新结构经济学产生的背景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经验和实践，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
三、产业政策
我们主张市场的目标是建立有效的市场，同时政府应该有为，不是乱为，也不是不作为，而是因势利导。
我们讲产业政策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市场的有效是以政府的有为为前提。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市场需要培育、需要规范，否则假冒伪劣怎么办、食品药品安全怎么办、基础设施建设怎么办?
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都会问一个问题：
中国经济有没有特殊性?
是不是在这个阶段，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直接拿来指导中国实践?
我认为中国经济是有特殊性，它的特殊性体现在：
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变迁的过程。
新结构经济学讲结构变迁，中国经济在同时经历四个过程：
第一个是从原来的农业向非农业转化，对于发达地区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
第二个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第三个是金融和贸易的开放过程。我们中国自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们资本账户怎么样开放，要不要把人民币建成像美元一样世界货币?
第四个过程，经济学家研究得比较少但非常重要，那就是大国崛起的过程。
我们从原来的军事、政治、地缘外交上小国弱国向大国崛起，我相信任何一个只要看数据，看到中国这么大体量，自然而然就会知道，中国正在改变着世界。
原来的世界治理体系，是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以后美国主导的体系。当时美国占世界GDP的50%，现在20%都不到，中国已经18%了。
我认为，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是人类历史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同时在经历这四个过程的大国。
所以，我们必须对很多阶段性特点加以全面把握。
举个例子，甘肃省有一个县的气候土壤适合种土豆，专家把新的土豆种子引过来教大家怎么种，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很快它的发展就碰到了一个瓶颈，老百姓种了很多土豆卖给中间商，可是中间商垄断了价格信息，压低土豆收购的价格。
所以在解决了温饱之后，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就不会扩大生产。
离当地最近的土豆市场在郑州。
后来，县政府派人在郑州的土豆市场及时把价格反馈回来，中间商没有了信息垄断，只能比较高的价格收购。
土豆价格高了以后，农户就有更多积极性去种更多土豆。
但是新的瓶颈又出现了——运输能力。
当地运输条件比较差，主要是靠火车运输，当地只有两节车皮，靠汽车成本太高。
当地政府了解了这个情况，地方政府也没有能力解决，只能找铁道部，好说歹说把两节车皮增加到六节，运输能力一下子增强了3倍，马上这个瓶颈约束也取消了。
土豆产量继续上升，成了当地最重要的产业，又开始了新的发展。
周边地区都开始种土豆，6节车皮也不够了，没有办法再扩张车皮了，那怎么办?
当地政府还有当地的一些企业开始研究怎么改善地窖，做土豆的加工品。
大家看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有没有发挥作用，这是不是产业政策?当然是。
政府从来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这个过程中，首先是一个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瓶颈，然后触发了一个改革;调整之后继续发展，出现新的约束，再想办法改革，再继续发展……
在此之前，根本不知道新的瓶颈是什么，只有产业发展到那个阶段才会呈现出来。
张维迎老师和林毅夫老师争论的时候，假设政府不如市场更聪明，产业政策就应该被废除，因为他认为产业政策是计划经济。
事实上，在土豆这个例子里面，并没有要求政府比企业家更聪明。
很多时候，一个产业政策的成功并不要求官员是完全无私的，只要政府的激励能够和产业发展相一致就可以了。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说政府指向哪里，大家跟到哪里。
当地的农户、市场，到了一定阶段遇到瓶颈，供给不足，这个过程中政府能够因势利导，能够提供当时所需要的公共物品，就有助于产业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的产业政策是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
市场需要什么，政府能够跟上，而不是无中生有地要一个指令性的政府。计划经济的失败大家都知道。
四、产业结构
我们通常是把产业分成五大类，各个经济体可以由此做自己的政策规划。
一是追赶型。指一些已有的产业和世界发达前沿水平还有差距。
二是领先型。指这个产业在各经济体中处于领先水平。我们中国在白色家电、化肥技术已经全世界领先了。
三是转进型产业。
转进是一个军事术语，指有些产业失去比较优势，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往别的地方转;有些产业产能过剩要消化，需要转到其他的经济体。
四是弯道超车。
指的是针对现在这个阶段来讲，这个产业不应该在这时出现，比如网络支付和新能源汽车，我们就是在弯道超车。
五是涉及国防安全的战略型。
所以我们新结构经济学通常根据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首先看你的禀赋结构(资本、劳动、土地)是什么，然后再看哪些产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这个产业如果是按照单位划分，大概是在哪一类，不同类别的产业再给出不同的具体政策建议，这是新结构的一个思路。
对于追赶型产业，通常政府应该做的是招商引资，海外并购，获取先进技术，来进行追赶。
对于领先型企业，比如我们的高铁，这个只能靠自己去研发，去推动技术进步。
对于转进型企业，应该帮助有些产业从当地的市场退出，转到国内其他的地区。
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需要产业链的整个上下游配套进行产业转移，并不是那么容易。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广东调研发现，很多产业宁愿往东亚、东南亚转，有的索性转移到非洲，因为成本更低。
对于这些不同类别的产业，政府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政府应该是有为的，不能什么都不作为。
对于弯道超车型产业，一般都是大企业，它的特点是研发周期短，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很快更新，一种人力资本要求比较多，研发周期比较短，关键是人才。
比如深圳，我听深圳一带一路的高级顾问讲，2016年深圳一个城市所申请的专利数，已经超过了当年英国和法国的总和，华为、腾讯都发展非常快。
比如携程，携程在中国做业务的时候，宾馆、餐馆这些都还没有整合好，为了做好这个产业，宾馆不足的自己建，餐厅不足也自己建。
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大企业，经常是将上下游产业都统一做起来，这与小企业发展是不同的。
我去调研蚂蚁金服，那次给我们做讲解的人花名叫苗人凤，他说：我现在天天睡不着觉，在担心一个问题：网络支付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方便，越方便越好，但是越方便有可能风险越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发生20秒钟的颤抖，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对于战略型产业，比如，中美贸易战时候中兴的芯片，上游如果被国外卡住，这个产业就危险了。
大国崛起很多时候要考虑地缘政治，并不是中国愿意出钱，外国就一定愿意卖给你。
大家看一看这个图。
这是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中国结构转型图，横坐标是就业比重。
2001年，服务业就业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工业。服务业创造了最多就业的，同时，未来服务业仍需要大发展。
在我和林老师的一个研究里，我们把服务业分为三类：
一类是上游生产性服务。
二类是下游消费型服务业，包括酒店宾馆、娱乐，直接面对消费者。
三是社会型服务业，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保障。
现在我们上游的一些生产型服务业，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比较多，教育、医疗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也比较高，应该更多地开放给民营企业，一起做好这一部分的服务。
制造业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中国制造业内部有升级空间，有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政策特别能克服一时的向虚。
比如，大家炒房地产的收益大于专注实业转型的收益，这对经济的限制很大，需要政策来克服。
总体来讲，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的是：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要依靠它的禀赋结构、产业结构，这些结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的支持是不一样的。
我们新结构经济学在给国内国际做经济咨询的时候，首先看你有什么产业，这个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能不能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把潜在的优势转化成企业的优势。
现有的主流理论和现在主要的国际政策咨询机构，它们出发点首先是和发达国家的优势相比，缺什么补什么。
我们的思路是首先看这个经济体自己有什么，找到你的比较优势，把现有的企业做大做强，带动经济发展，带动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才会跟着提升，同时带动金融结构的匹配性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一直强调：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做不同的事情，政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不同的产业也应该做不同的事情。
对于企业而言，怎样认知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怎样看待自己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对大企业来说，他关心的已经不再是企业内部的微观管理问题，而是关注产业怎么发展，怎么样进行资源的全球配置，是不是应该走出中国，这个产业需要政府怎么样支持。
所以，他们就对新结构经济学特别感兴趣。
所以现在我们回头来看林毅夫老师和张维迎老师关于产业政策。
关于有为政府的争论，我们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是：首先根据经济体所处的阶段、禀赋特点来分析产业结构，分析政府在当时的条件下，在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条件下，应该做什么事情。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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