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指挥信息系统与技术》2022年第4期
作者：崔化超，戚志刚，王 涛，宋筱轩，罗成洋，戴钰超
引用格式：崔化超，戚志刚，王涛，等. 美航母编队指挥信息系统与作战指挥体制［J］. 指挥信息系统与技术，2022，13（4）：8-13.
摘要
美军航母编队作战概念逐步演进，作战能力不断增强。从美军海上作战概念演进过程入手，分析其航母编队发展沿革，详细介绍了美航母编队指挥信息系统的装备组成、发展脉络、合同作战指挥体制及编队指挥机构开设情况，深入剖析其不同时期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提炼了指挥信息系统和作战指挥体制方面的发展启示，可为深刻认识现代航母编队发展规律提供支撑。
引言
航母编队是以航母为核心，综合运用舰载航空兵、水面舰艇和攻击型核潜艇等兵力，执行防空、反潜、反舰、对陆打击和信息战等多维度作战的海空一体化机动作战力量，具有空海一体、攻防兼备的显著特点。二战结束后，美海军建造了5型共20余艘常规及核动力航母。自1912年由运煤船改造而成的第1艘航母朱比特号下水服役以来，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现役航母以“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为主。美海军经过多年实战经验积累，航母编队指挥信息系统功能趋于完备，指挥体制相对健全，作战能力空前强大，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为其他国家航母编队发展提供借鉴。
1 美军海上作战概念演进与航母编队发展历程
随着海上作战对手和作战需求不断变化，美海上作战概念不断演进，航母编队的使命任务不断拓展，兵力编成结构持续调整，航母编队大致经历了航母战斗群（CVBG）、航母打击群（CSG）以及航母打击群与水面行动群（SAG）结合3个阶段。
1991年以前冷战时期，为应对苏联等军事强国的海上威胁，美国以马汉的海权论为理论指导，组建航母战斗群，标准配置为10舰编成，包括航母1艘、导弹巡洋舰2艘、导弹驱逐舰3艘、导弹护卫舰1艘、攻击核潜艇2艘和快速战斗支援舰1艘。通过突出单平台反潜、反舰能力来实现“大洋控制”。美军以“平台中心战”为主导，各军兵种独立建设大量“烟囱式”系统，相互不兼容，难以实现多军兵种间的联合作战。
1991—2015年间，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与美国可以抗衡的海上对手不复存在，美海军转向科贝特传统理论，以力量投送和对陆打击为重点，推进“由海向陆”作战，对航母的定位从大洋对抗核心平台转变为对陆纵深打击作战基地。2003年，美军将航母战斗群更名为航母打击群，标准编成由10舰减少为6舰，包括航母1艘、导弹巡洋舰和驱逐舰3艘、攻击核潜艇1艘和快速战斗支援舰1艘，配备预警机、战斗机、反潜机、电子战飞机和直升机等多达80架。美军提出网络中心战概念，将各战区、军兵种物理分散部署的侦察探测、指挥控制和火力打击等系统进行全面高度集成，实现面向各级作战人员的战场态势共享，确保实施联合作战。依托网络形成信息优势，美海军基本实现了“从传感器到射手”。
为应对大国地缘竞争，美海军战略从“由海向陆”向“重回制海” 作战概念回归。2017年，美海军针对编队自身反舰能力不足，提出分布式杀伤（DL）作战概念，包括提升单舰进攻性杀伤能力、广域分散部署进攻和合理分配资源3大能力。2018年12月，美海军《Design for Maintaining Maritime Superiority2.0》战略文件中，正式使用分布式海上作战（DMO）概念，将分布式杀伤概念拓展至防空、反导、反潜、对陆打击和电子战等多个作战域，定义为：将作战力量分散部署于广阔空间、多个作战域和各种搭载平台上，以获取和维持海洋控制必须的作战能力。DMO主要特征为鼓励进攻、先发制人、集体防御和迷惑敌人4个方面。发展分散部署的水面行动群（通常由3~4艘舰艇组成）与航母打击群结合使用的新型作战样式，多个水面行动群部署在航母打击群前方数百海里处，增大对手的探测和打击难度，牵制敌方进攻兵力，干扰敌方决策，提高自身生存力和杀伤力。DMO以网络中心战为基础，是其最新表现形式，代表了美军多军种融合海上体系作战的发展方向。
2 美航母编队指挥信息系统
美海军20世纪50年代研制的海军战术数据系统（NTDS）是编队指挥信息系统的雏形，综合了Link-11、Link-14和Link-4A 3种数据链，为指挥员提供战术态势的同时，利用自动化手段“指导”武器系统作战，具备部分编队作战指挥能力。在NTDS之后，美海军更加注重对C4I（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系统和作战系统（CS）的发展。美航母编队指挥信息系统主要包括C4I系统、CS系统和信息基础设施，其装备组成如图1所示。
图1 美航母编队指挥信息系统装备组成
2.1C4I系统
C4I系统主要包括情报处理、指挥控制和信息传输3类系统。因航母编队的信息传输体系十分庞大，包含卫星、长波、水声以及数据链等，本文主要研究支撑编队跨平台要素级协同能力生成的数据链系统。
1) 情报处理系统
航母编队情报处理主要依靠DCGS-N。该系统整合美军已独立建设的大量情报处理系统，破除相互间的信息壁垒，通过多源情报融合对目标进行识别、定位和确认，为航母编队指挥官提供目标态势，搭建了一个以网络为中心的实时情报共享体系。该系统部署于编号舰队、航母编队和舰潜平台3个级别。
2) 指挥控制（指控）系统
以海军战术指挥系统海上型（NTCS-A）为基础，经历了旗舰数据显示系统（FDDS）、海军联合指挥信息系统（JMCIS）、GCCS-M再到MTC2的演化过程。同时也发展了专门用于反潜、航空兵指挥和预警机指挥的多套系统。主要系统能力及部署情况如表1所示。
3) 数据链系统
为了解决不同时期面临的问题，美军发展了Link-4/4A/4C、Link-11、Link-16、Link-22以及MADL和TTNT等多型数据链，实现编队内外多平台之间组网通信，支撑编队体系作战能力形成。美航母编队主要数据链系统及性能如表2所示。
表1 美航母编队主要指控系统能力及部署情况
表2 美航母编队主要数据链系统及性能
2.2CS系统
美航母编队CS系统主要包括ACS、CEC/NIFC-CA、TTWCS、CV-TSC、ACDS和SSDS等，其性能如表3所示。
2.3基础设施
为解决早期指挥信息系统分散建设带来的不兼容问题，美海军新一代信息系统采用开放式体系架构环境（OACE），分为5个阶段，第5级即TSCE。美海军的舰载ACS、新型舰艇自防御系统以及朱姆沃尔特号（DDG1000）的TSCE均采用开放式架构。
美海上舰载信息基础设施存在CANES和TSCE 2种技术实现途径。CANES旨在建立统一的公共网络、重点整合现有分散式C4I系统，达到节省安装空间、精简网络种类、减少人员配置和提高系统互操作性的目的，CANES着眼于快速能力交付，主要关注现役舰艇的作战能力提升；TSCE基于开放式架构，通过软、硬件的模块化、构件化和服务化实现舰上作战、平台和通信等全部网络信息的集成，构建了统一的计算和显示环境，解决各分系统独立运行、互操作困难和资源无法共享等问题，最终达到跨平台、跨领域的协同作战能力，目前仅部署于DDG1000。
表3 美航母编队主要CS系统及性能
3 美航母编队合同作战指挥体制
为确保合同作战力量在指挥系统上遵循共同的标准和规则，美海军自二战以来就开始通用合同作战指挥体制的建设。随着作战概念的演进、编队使命任务和兵力结构变化，不同时期的美航母编队作战指挥体制也随之改变，经过多年演习和实战检验，美航母编队作战指挥体制迄今已相当完善，比较适合高技术条件下编队作战指挥的需要。美航母编队标准合同作战指挥体制如图3所示。
(a) 特混舰队指挥体制
(b) 航母打击大队指挥体制
图3 美航母编队标准合同作战指挥体制
美航母编队通常设置战术指挥官（OTC）、作战指挥官/职能指挥官和作战协调官3级指挥官员，主要责任如下：
1) OTC是统一指挥特混舰队海上作战的现场指挥官，通常由1名海军少将担任，驻于航母，可按需设置次级合同作战指挥官（CWC）。当编队规模较小时，OTC自己担任CWC。
2) 作战指挥官一般设置4个，包括AMDC、ASWC、SUWC和STWC。作战指挥官有权指挥、调动作战兵力，并根据合同作战司令授权，全权负责相关作战行动战术指挥。当海上威胁不大时，ASWC和SUWC可合并为SCC。同时，还可按需开设MIOC、搜救指挥官、URG CDR和SC等职能指挥官。
3) 作战协调官通常设置10余个，包括主体部队协调官、AREC、掩护幕协调官、HEC、FTC、水面轨迹协调官、超视距轨迹协调官、LAC、SOCA、MWC、通信协调官和后勤协调官等。作战协调官无权指挥、调动作战兵力，仅负责相关作战行动的战术协调活动。
2013年，美海军根据其使命任务及兵力结构变化，对合同作战指挥体制进行调整，建立海上合同作战标准指挥体制框架。编队兵力规模较大时，作战任务与行动组织较为复杂，通常独立设置标准框架下的各类岗位，如特混舰队指挥体制框架通常按照标准体制执行，如图3(a)所示；而在兵力规模较小时，任务与行动组织相对简单，其岗位与职能可适当裁剪和合并，如航母打击大队指挥岗位可在标准体制框架下进行裁剪，如图3(b)所示。
4 美航母编队指挥机构设置
4.1航母上的指挥机构
4.1.1 战术旗舰指挥中心
战术旗舰指挥中心（TFCC）是整个编队C4K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杀伤、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的神经中枢，OTC或CWC通常在此进行编队作战的决策制定和作战指挥。TFCC为编队指挥官提供作战态势显示，协助各级指挥官进行作战任务规划、指挥和进程监控，以及对武器和传感器协调与控制，部署GCCS-M等指控系统，与岸基指挥机构保持实时联系。TFCC最早在“肯尼迪”号航母上设立，1981年开始大规模推广列装。
4.1.2 作战指示中心
作战指示中心（CDC）主要负责搜集、显示、处理编队、本舰和航空联队的情报信息，评估整体战术态势，调用本舰资源指挥作战行动，并负责本舰自防御，部署CV-TSC和SSDS等系统。编队/本舰战术执行官、兵种/方面战协调官等在此开展对应方面的作战指挥。
4.1.3航母情报中心
航母情报中心（CVIC）主要负责为各相关作战部门提供情报信息与分发服务，支持打击规划制定。在航母情报中心组建的作战打击计划小组负责制定从弹射到执行任务的计划，具备确定和评估目标类型、指示目标袭击、作战及武器资源配置，以及为攻击任务准备攻击机群、制定飞行加油计划、形成详细作战计划和任务简令等功能。CVIC要向作战指示中心、航空部门和飞行中队提供作战计划简令和情报产品，主要部署情报处理（如DCGS-N）、任务计划和图像处理等方面系统。
4.2 护航舰艇上的指挥机构
美航母编队作战指挥体系中，除了母舰上指挥机构外，部分指挥权会交接到编队其他舰艇上的指挥机构。通常编队区域防空指挥所开设在防空指挥舰上，如“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宙斯盾舰）等。在防空巡洋舰和驱逐舰上将信息处理和作战指挥合二为一，设有作战信息中心（CIC）。而区域反潜指挥所开设在反潜指挥舰上，随着水下威胁的减弱，美航母打击群没有以反潜为主的舰艇，其相应任务由阿利伯克驱逐舰担负。
4.3 预警机上的指挥机构
舰载预警机作为编队空中指挥引导中心，在TFCC指挥下，主要为航母编队提供防空预警、海上空战预警，以及航空兵作战空域或某个方向、某些批次作战飞机的指挥引导，也可执行陆基防空和空战预警指挥任务。
5 主要启示
5.1信息系统方面
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的落地实施要求分散部署在各平台上的信息系统应能信息共享和协同运用。美海军通过开放式系统架构和网络化信息传输体系，打破多军兵种、多平台间的壁垒，支撑编队各级指挥员保持战场态势认知一致，支持跨军兵种、跨平台的快速协同，能够真正做到兵力分散和火力集中。
1) 加强顶层架构设计，强调体系作战。通过GCCS-M和DCGS-N等系统破除分散建设“烟囱”系统带来的壁垒，实现海上作战力量融入联合作战，系统发展规划与技术体制遵循国防信息系统体系，形成了情报联合和军种联合的信息共享环境。
2) 以网络为中心，形成跨平台协同交战能力。通过CEC和NIFC-CA等系统建设，突破资源与平台绑定局限，实现网络化协同运用，扩大探测空间、拓展交战范围、缩短反应时间，通过体系集成实现各要素的跨平台协同作战能力。
3) 统一基础设施，采用开放架构，保持技术先进性。美海军开放式架构应用已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实施CANES和TSCE等项目，将系统软硬件解耦，依托通用计算环境，构建统一信息基础设施，形成通用服务，提高各类信息系统间的信息共享与互操作能力。
5.2指挥体制方面
1) 建立通用的标准指挥体制框架。美海军为各类海上合同作战力量指挥系统建立一个基本框架，清晰划分各级指挥机构的指挥活动边界，同时具有通用性，适用于航母编队执行各种作战任务。不仅美海军独立作战时可以使用，与盟国海军联合作战时也可以使用，还适用于两栖编队、水面打击大队以及盟国海军水面舰艇大队的作战指挥。美海军标准体制框架建立了三层指挥概念，但指挥体制的运用并不僵化，而是明确各级指挥机构可以根据不同兵力规模和任务复杂度灵活选择部分或全部的岗位职能委托授权或兼职。
2) 委托指挥，扁平结构，更具实用性。美合同作战指挥体制呈现出委托指挥和扁平结构特点。委托指挥方式下，战术指挥官仅提出作战原则、作战任务，集中精力于海战全局的关键环节，将各项具体作战活动委托给各作战指挥官、协调官，自身侧重于协调作战活动，在指挥上做到分而不散。合同作战指挥体制具有纵短、横长的扁长结构。采用网络化指挥，各指挥官、协调官下达命令一次即可到位，无需中转，保证了作战命令能够迅速传递到各个作战部位，满足实战要求。
6 结束语
本文从美海军作战概念演进过程入手，分析了美航母打击群及其信息系统、指挥体制发展脉络，剖析了美航母打击群主要系统组成，以及合同作战指挥体制框架和指挥机构的设置机理，并提炼总结出对航母编队信息系统和指挥体制的发展启示，有助于深刻认识现代航母编队信息装备发展规律，构建灵活实用的作战指挥体制，打赢未来的信息化战争。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平台技术的快速发展，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等新质作战力量正在成为未来航母编队的主要作战力量，构建适应联合作战背景下的有人无人混合编队协同作战能力已成为后续需解决的新课题。
相关文献推荐
张桂林，吴蔚，徐建，等. 基于规则引擎的海上编队目标识别推理［J］. 指挥信息系统与技术，2022，13（3）：28-31.
陈黎明，黄凯. 航母编队作战指挥基本原理［J］. 指挥信息系统与技术，2022，13（2）：1-5.
王海宁，施展，贺建平. 舰载指挥信息系统特点规律及保持先进性对策［J］. 指挥信息系统与技术，2022，13（2）：14-18.
刘茗，陆生，丁鲲，等. 海上编队对抗场景下的知识图谱应用［J］. 指挥信息系统与技术，2022，13（2）：67-72.
吉祥,曹仁政,戴钰超,等. 美海军航母打击群信息系统体系发展[J]. 指挥信息系统与技术,2021,12(4):10-17.
戚志刚,惠新成,张卫. 天基侦察信息在航母编队信息系统中的应用[J]. 指挥信息系统与技术,2021,12(4):18-22.
戚志刚,赵玉林,徐英桃. 航母编队指挥信息系统海战场环境需求及其应用[J]. 指挥信息系统与技术,2021,12(2):32-37.
周烨,俞剑,崔化超,等. 基于数值计算的水下目标回波仿真[J]. 指挥信息系统与技术,2020,11(6):87-90.
孙宇祥,黄孝鹏,周献中,等. 基于知识的海战场态势评估辅助决策系统构建[J]. 指挥信息系统与技术,2020,11(4):15-20.
沈良,李微. 海上作战计划推演评估系统设计与应用[J]. 指挥信息系统与技术,2020,11(2):89-93.
声明：本文来自防务快讯，版权归作者所有。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安全内参立场，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如有侵权，请联系 anquanneican@163.com。